《红星报》是3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的机关报，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瑞金创刊。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岁月里，邓小平曾主编过《红星报》，这是邓小平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红星报》

　　生动活泼的《红星报》30年代初，邓小平战斗在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因为他支持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
　　打击和排挤。1933年4月，在江西宁都七里村召开的“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上，邓小平与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被诬为“江西罗明路线的创造者”、“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的领袖”而遭到批判。一度被撤消领导职务，下放劳动“改造”。1933年夏，邓小平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任秘书长，不久便担任了《红星报》主编。
　　邓小平同志到编辑部后，首先抓的是报纸的质量。当时除了一名助手外，邓小平既要采访、组织稿件，又要编排版面，负责校对。尽管编务繁忙，条件限制，他还是竭尽全力把《红星报》办成了红军一流的报纸。为使报纸适应部队建设的需要，加大信息量，及时反映红军的战斗生活，努力体现《红星报》的办报宗旨——“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文化水平线，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军的任务。”从1933年8月至1934年9月，在邓小平担任《红星报》主编期间，报纸一共出版了七十几期，版式也由原来的32开油印改为42开铅印5日刊，大大地缩短了报纸的出版周期。
　　第二件事就是把《红星报》办出自己的特色。邓小平用他长期在党和军队搞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以其敏锐的观察思考能力和生动朴素的文字风格，对《红星报》从形式到内容进行了改革。他在《红星报》上先后开设了“列宁室”、“捷报”、“前线通讯”、“铁锤”、“法厅”、“卫生常识”、“俱乐部”等栏目和副刊17个。其中“列宁室”是指导革命理论学习的专栏，开展过“战争问题”和“巴黎公社问题”的讨论。“法厅”则是宣传革命的法律知识，报道受军法处罚的案件，这也是我党我军最早的法制宣传。文艺副刊“俱乐部”则有“客家山歌”、“红军歌曲”、“猜迷语”等。《红星报》由于栏目众多，内容丰富，生动活泼，深受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欢迎。例如这首1933年10月第9期，该报发表后方群众写给前线红军的客家山歌：一双草鞋一片心，难为后方姐妹们；穿上草鞋跑得快，红军哥，赶快冲上南昌城。该报第15期接着发表了前线红军战士写给后方姐妹的山歌：多谢姐妹一片心，百万草鞋送我们；穿上草鞋打胜仗，同志妹，缴枪十万谢你们。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人们称《红星报》是“一面大镜子”，“一架大无线电台”，“党和红军工作的指导员”和“红军俱乐部”。该报在当时红军队伍中的影响之大，受欢迎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邓小平才调离《红星报》，跟随毛泽东走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邓小平向毛泽东约稿在邓小平主持《红星报》期间，毛泽东也十分关注这份报纸，曾亲自为该报撰稿。
　　一天晚饭后，忙碌了一天的邓小平，信步来到几里外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元太屋，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了办报的情况，同时说了自己对如何办好报纸的看法。临别时，邓小平对毛泽东说：“主席，今天我来这里，就是想请您为我们的《红星报》写一篇关于红军战斗事例的文章，不知主席有没有时间？”毛泽东故意问道：“我写的东西与有些人的想法不一致，你这个主编就不怕？”
　　邓小平知道毛泽东话中的意思，便坚定地说：“您敢写，我就敢用，有什么可怕的！”
　　“好，你明天就来取稿！”毛泽东慨然应诺。1933年8月13日，《红星报》第2期(邓小平主持《红星报》后，重新编了号)第4版“红军故事”栏目里，邓小平用了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毛泽东以“子任”为笔名撰写的《吉安的占领》一文。尽管毛泽东撰写此文时，这位红军和中央苏区的主要创始人，已被“左”倾领导人完全排挤出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只保留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一职，但是，毛泽东仍然关心党和军队的工作，关注《红星报》的出版。毛泽东在《吉安的占领》一文里，用2000余字，详细地回顾了红一方面军1920年10月4日成功地占领江西吉安的全过程，深刻地总结了攻吉战役的重要经验。文章通篇贯穿了“集中兵力歼灭弱敌”等运动战、游击战的军事思想，与当时“左”倾领导人硬拼蛮打的错误军事指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文章发表后，立即在红军广大指战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够了打所谓“正规战”苦头的广大红军指战员，纷纷怀念起“游击专家”毛泽东，盼望他早日回到党和红军队伍的领导岗位上来。
　　1934年2月初，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来到瑞金的叶坪，为红军烈士纪念塔举行揭幕典礼仪式。典礼结束后，周恩来和前来参加典礼的邓小平谈话。临别时，周恩来送了一盏马灯给邓小平，以便他晚上写文章编报纸之用。对于周恩来的赠物，邓小平十分地珍惜，特地找来红洋漆，用笔在马灯油壶的底部写下了“1934年邓小平用”几个字。这盏67年前邓小平使用的马灯经历了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如今已成为邓小平创办《红星报》的历史见证和珍贵的革命文物。
　　长征中唯一的《红星报》号外1931年至1934年，王明把持着中央的领导权，在党内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毛泽东的建军思想，破坏党政、军政、军民关系，忽视党内干部教育和群众利益，造成党内部分同志纪律松懈，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在红军队伍中时有发生。为了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教育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保护群众利益，1934年11月7日，《红星报》在这天出版了长征途中唯一的一份号外报。这张号外报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报道重大新闻和消息，而是刊登了加强党和军队组织纪律性的内容。全文如下：《红星报》号外本报号召创建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为着保持红军的阶级纪律和与群众密切关系，取得群众的同情与拥护，实现赤化白区的任务，本报提出下列号召：(1)不乱打土豪，不乱拿群众一点东西；(2)不私打土豪，打土豪要归公；(3)损坏了群众的东西得赔偿，借群众的东西要送还；(4)不强买东西，买东西要给钱；(5)完全做到上门板、捆禾草，把地上打扫干净；(6)实行进出宣传。进入宿营地时，要向群众做宣传，出发时要向群众告别；(7)保持厕所清洁，不要随便屙屎，宿营时掘厕所。
　　我们要求各连队用革命竞赛的方式来完成上列各项工作，创造争取群众工作和红军纪律的模范连队；大家起来向破坏红军纪律的坏蛋作斗争。
　　这是在保持红军纪律上争取群众工作上最低限度的要求，各级政治机关负责组织和领导这一竞赛，并向本报常通信。
　　如今，《红星报》的这份特殊号外，已成为十分珍贵的革命文物，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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