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2月31日，《深圳商报》广东新闻A7版上刊载了一条新闻：“广州卫校百年校庆牵出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两医护冒死营救邓颖超。”2003年1月14日《作家文摘》转载此文(摘2002年12月20日《南方日报》)。

邓颖超

　　我看到这两次报道之后，心里很感动。一方面是对邓大姐的怀念和对两位医护人员的怀念；另一方面也说明共产党人深得人民的爱护与帮助。
　　邓大姐当年曾数次对我讲过当时的情况，她每次谈到这件事都记忆犹新：“她们(王德馨大夫和韩日修护士长)当时是冒着生命危险来救我的。如果那次不是得到她们的帮助，我是很难离开广州的，其后果是不可想象的，也许今天就不会在这给你讲这段故事了。”
　　关于邓大姐在广州脱险一事，尽管现已事隔数十年，但我作为邓大姐的秘书，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事情告诉大家。
　　记得有一次，我与邓大姐谈话时，谈到了孩子的事，这个话题引出了邓大姐的回忆：“我第二次怀孕快生产时，恩来不在。他于1926年12月奉命调到上海党中央军委和组织部工作。我一方面是因为工作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快要分娩了，就暂时留在了广东，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再说。这时我母亲为了照顾我，也特地从梅县回到了广州。
　　“恩来走后，我于1927年4月初，住进广州市西关长寿路一家德国教会办的妇产医院。我的这个孩子是难产，三天三夜也没生下来。那时妇产医院还没有剖腹产手术，遇到难产只能用产钳。当时医生和我商量：孩子生不下来，惟一的办法是动产钳，我们会尽量保护母亲与孩子。可惜胎儿的体重超过了正常标准，大约近十斤重，几乎赶上两个胎儿了(当时我的肚子很大，我还以为是双胞胎呢！那时的医疗手段有限，无法做产前检查)。用过产钳以后，孩子的头颅受到损伤，生下来就夭折了，还是一个男孩。当时负责为我接生的是主治医生王德馨。孩子夭折后，她一再表示歉意：‘周夫人，真抱歉，没有保住孩子。你年纪还很轻，只要把身体调养好了，以后还会生第二、第三个孩子。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调养和好好休息。’
　　“我妈妈看出我内心的痛苦，也不断地安慰我，让我听王大夫的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一定还会有孩子的。我这时也只有对王大夫表示感谢。实际上王大夫几天来一直在我身边，也很辛苦，她也尽了最大的力量。我告诉王大夫去照顾别的病人去吧，我已经没事了。
　　“恩来走后一直没有消息，我只能从报纸上去了解上海的情况。3月21日，恩来在上海领导的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成功了。国民革命军已经进入了上海。阴险狡猾的蒋介石进入上海之后，就开始进行清党反共的阴谋了。在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一味退让、妥协之下，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事变。蒋介石下令血腥屠杀共产党。结果造成了广东军阀也开始大规模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员。这时，我们住的华南银行二楼的中共广东区委、军委机关也被搜查，住在那里的三位同志被捕。在搜捕前，区委刚好接到恩来给我的电报，区委的同志便托一位工友将电报带给我。当时我在医院里什么情况都不了解，只是听到马路上警车不断的呼啸，觉得可能情况不好。我让妈妈到外面去看一下，她刚到大门口，就遇到了那位工友，工友交给她一份电报后，就急忙离去了。
　　“这时，陈铁军和沈卓清化装来到我的面前，我一看她们的装束，知道出了大事。沈卓清在门外放哨，防止有人进来。陈铁军低声告诉我，广州发生了反革命事变。在广东国民党的党政要人大多数都认识我，我必然是他们搜捕的目标。党组织决定，让我赶快设法离开广州。陈铁军说完后，便迅速离去。我妈妈进来后，我看到在给我的电报上，恩来也让我们去上海，到达上海后，登报找他作为信号。这时，我向妈妈说了党组织让我马上离开广州的决定。但如何才能离开，也是一个难题。这里已成危险之地，军警会很快来医院搜查的。
　　“这时我想起了主治医生王德馨。我在这里住了几天院，同她也熟悉了。她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不过问政治，但人很正直，对共产党印象不错。她知道我是广东妇女运动的领导人，又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夫人，在整个住院期间，我很尊敬她，她也很尊重我。现在无路可走，无人可找，想来想去，只有靠王大夫的帮助。
　　“我把王大夫请来说明情况后，她紧皱双眉，没有开口，看样子是在考虑怎么办。见她沉思许久，我对她说：‘王大夫，我知道这件事让你很为难，为了防止军警搜捕，我和我妈妈先搬出去，以免给你们带来麻烦……’。她听了这些话，当即就说：‘不行，那不行。你和杨老太太决不能搬出医院，离开这里更有危险，外面正在搜捕共产党呢！我们这里是德国教会医院，他们有可能不敢进来搜捕。但是，这里你们也不能久留，我想办法让你们尽快离开广州’。她停了一下又说：‘有了，我们医院定期派人去香港采购药品，乘的是德国领事馆的小船，我想你化装成我们医院的护士，你妈妈化装为工友，让韩日修护士长送你们上船，这样也许能躲过那些军警的搜查。你们听我的安排，马上搬到医院内的后边一间小屋去，万一军警来这里搜查，我们就说你已出院了，不知去哪了’。我对王大夫说：‘非常感谢你。当然，这样做你要冒很大的风险！’当时，我的身体极为虚弱，王大夫担心我能不能下地走。我随即下地摇摇晃晃地走了几步，让王大夫看看还行。于是王大夫让韩日修去收拾一下屋子。不一会儿她回来了，我马上换好衣服，由王大夫和我妈妈搀着我往外走，一边走，一边大声说：‘周夫人，出院了你要好好休息，多多保重！再见！’后来我和妈妈就住在这间小屋里，门从外面反锁上，每天都由韩日修送饭来。
　　“我刚刚离开病房不久，一名军官带着许多士兵就冲进了医院，问王大夫‘你们这里住着的邓颖超在哪个病房？’王大夫沉着而又巧妙地回答：‘是有一位姓邓的产妇，她生下孩子后，在三天前已经出院了，你们不信就搜吧。’当时吵嚷的声音很大，医院的德国院长听到吵嚷声，马上出来了。他用严厉的声音说：‘这里是德国教会办的医院，不允许中国军队无理搜查！’结果那个国民党军官一看是一个洋人出来说话了，有点害怕，灰溜溜地带着士兵走了。所以幸未出事。
　　“这样一来，我和妈妈就不得不马上离开这里了。但从广州去上海那时必须途经香港，这笔路费是不少的。我上哪去找钱呢？真有点发愁。当时我们在广州，恩来每月工资300元，他每月留50元，其余的全部交党费，因为党的经费很困难。我每个月工资只有几十元，手中的钱住院时都用了。恩来走时告诉我，钱不够用时，找中共广东区委，但这种情况下，到哪里去找人呀?
　　啊?500元，让他设法交给我。陈赓经多方打听，知道我还在医院里，就派人将500元送来了。我手中有了路费之后，就准备动身了。几天以后，在王大夫的安排下，我和妈妈化好装，由韩日修陪同，到沙面码头上船。我们到时，那里停泊着一艘德国领事馆的小电船，准备开往香港。码头上也有军警巡查，但因我们上的是领事馆的小电船，所以不再查问。这时我和韩日修握手告别，小声对她说：‘谢谢你和王大夫，相信我们还会见面的。’韩日修则大声说：‘你们快去快回，医院还等着药品用，尽量快赶回来呀！’我也大声回答：‘放心，我们办完了就马上回来，不会耽误事的。’这样一来，那些军警也不怀疑我们了。我们上了船，船就离开了码头，看着小电船越走越远，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抵达香港后，我们住了几天，又买船票去上海。海上的风浪很大，我的身体又很虚弱，当时呕吐不止，几乎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我们5月1日到达上海，找了一个旅馆住下后，就按照恩来电报上说的，用我妈妈的名字在报上登广告找他。我妈妈立即在上海最大的《申报》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伍豪鉴：你久不要你的妻子。现在，我带她到上海找你。你见报后，速到××路××旅馆来。岳母振德。’
　　关于这段往事，曾收到广州卫校来函，了解事情的始末，是邓大姐让我复信告诉他们的。邓大姐说：“1952年我曾经托广州市妇联来北京开会的同志，回去帮我打听王大夫和韩护士长的下落。广州市妇联经过一个来月的查找，终于找到了她们，我还与她们通过信。后来我得知韩日修护士长身体不好，还请广州市妇联和民政部门照顾她。我也得知王德馨大夫去了香港。”
　　我记得1978年收到了王德馨老人回广州探亲时，托人带给邓大姐的信及近照。邓大姐嘱我马上回信，但此时她已返回香港。邓大姐说：“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提起这件事，我对她们仍是很感谢的。”
　　现在，邓大姐和当年营救她的两位医护人员都与世长辞了，我作为后人，谨以此文，表示对她们的怀念。

（来源：TOM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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